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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实践

2018年09月11日 作者:佚名 来源:新华网 浏览数: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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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成就与重要经验,不是为了彰显成就,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

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成就与重要经验,不是为了彰显成就,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我国在改革中极大地激发市场与经济活力。1978~2016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7%,远超同一时期其他主要经济大国的增长率。1978~2017年,我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8%上升至15%,居全球第二。另一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把握国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成就与重要经验,不是为了彰显成就,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当前,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既面临“新两步走”的历史使命,又面临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新任务。例如:进入工业化后期,如何推动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重点的实体经济发展;进入消费新时代,如何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开放新阶段,如何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为重点赢得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回答好、解决好这些重大课题,有利于实现我国的中长期发展,有利于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

一、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2],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成功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主要在于从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逐步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我国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

1.人均GDP符合工业化后期指标

1978~2017年,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我国人均GDP由308美元增长至7329美元。考虑到用汇率法计算有弱化我国经济实力的可能,按照学术界常用的平价法计算,我国2017年人均GDP为12 000美元左右(2010年不变价),仍符合工业化后期人均GDP 6615~12 398美元(2010年不变价)的标准(见表1)。

2.产业结构符合工业化后期指标

1978~2017年,我国第一产业占比由27.7%下降至7.9%,符合工业化后期第一产业占比低于10%的标准;我国第三产业占比由24.7%上升至51.6%,提高26.9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1.1个百分点,符合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占比的标准。

3.城镇化进程符合工业化后期标准

1978~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上升至58.5%,提高了40.6个百分点,符合工业化后期城镇化率为50%~70%的标准。

4.就业结构符合工业化后期标准

1978~2017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70.5%下降至27.7%,下降了42.8个百分点,符合工业化后期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低于30%的标准;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2.2%上升至44.9%,提高了32.7个百分点,已成为第一大就业渠道。

表1: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及我国进程

表1: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及我国进程

表1: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及我国进程

(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突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进一步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我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这是对市场作用认识的又一次深化和飞跃,是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进一步提升。

1.价格改革:从计划决定价格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价格改革为核心,逐步确立了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体系。重要的改革实践包括小商品和农副产品价格放开,发展农副市场,发展各类生产资料市场等。截至1997年,我国社会商品、工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收购中,按市场价格交易的比重分别达到93.2%、81.6%、80.5%,比1978年分别提高了91.4、81.6和73.1个百分点[3]。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以“破”“立”“降”为重点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深化。

2.民营企业:从“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看,民营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允许到松绑、从承认到鼓励发展、从政策支持到完善体制的过程。例如,1980年,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目前,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概括为“56789”。即税收贡献超过50%,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达到90%。

3.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向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转变

我国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推行二步利改税,实行国企承包经营制,推进股份制改革试点等。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4.探索解决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的问题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出台并实施,实现了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实行平等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产权保护,尤其是民营企业产权保护,被提到更高层次。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发布并实施,特别强调要“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截至2018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的涉产权案件已办结12件,纠正7件;各省级检察机关共挂牌督办涉产权案件71件,已办结64件,纠正14件。

5.宏观体制:从指令性计划管理到宏观调控

伴随着市场体系的建设、市场主体的形成,宏观体制改革经历了从指令性计划管理到宏观调控的重大改革历程。第一,从改革初期财政“分灶吃饭”、调动地方积极性,到由于“两个比重”下降、推进分税制改革,再到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第二,把金融从财政中剥离出来,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体系。第三,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确立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三)进入工业化后期,加快推进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重点的实体经济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分布来看,无论是在传统重化工业领域,还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矛盾都较为突出。加快推进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重点的实体经济发展,已成为工业化后期我国面临着的重大时代性课题。

1.工业化后期我国产业变革大趋势

(1)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的大趋势。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是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客观规律。进入工业化后期,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与工业转型升级需求日益加大,必然会带来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我国经济服务化的特征明显。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42.7万亿元,增长8%,高于第二产业1.9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51.6%,高出第二产业11.1个百分点。从对经济的贡献率来看,2017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高出第二产业22.5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超过50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可能达到55%~60%,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2)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新经济发展大趋势。在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应用的推动下,生产服务化、智能化、柔性化趋势明显。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将成为新的产业革命的重要元素,数字经济引领产业变革将成为大趋势,数字开始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与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预计到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5%;到2030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将超过50%,全面步入数字经济时代。

(3)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的大趋势。随着我国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支撑我国实体经济40年发展的成本优势正逐步减弱,要素价格持续上升,投资效率不断下降[5]。2016年,我国实体经济中原材料、用地、用工以及物流成本分别比2015年上涨了7.2%、9.7%、6.8%、4.9%,均明显高于企业营业收入2%的增速。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趋势明显。201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或达57.5%,比2016年上升1.3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0%以上,初步形成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格局。

2.工业化后期我国面临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任务

表2: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

表2: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

(1)制造业转型升级关系实体经济振兴成效。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与根基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和骨干,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决定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发展程度和竞争优势。把握2020年的时间窗口,将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实现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加快推动我国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2)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矛盾突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世界制造业20%的份额(见表2,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从整体产出效率来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约为20%,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35%的水平;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仅为3000美元,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此外,产业链存在断层特别是缺失核心环节,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挑战十分严峻。目前,我国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对外依存度高达50%,高端产品开发70%的技术要靠外援,重要零部件有80%需要进口。

(3)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从横向对比来看,制造业强国的产业结构普遍存在着“两个70%”现象,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也达到70%。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还停留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水平。初步估算,2016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25.75%;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为49%,与发达国家相差20个百分点左右。未来,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争取到2035年,我国服务业比重达到65%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达到65%~70%。

(4)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度环境不优。第一,税收环境不优。2017年,我国企业税负成本占利润的比重为67.3%,远高于发达国家45%左右的水平(美国为43.8%,日本为47.4%,德国为48.9%)。第二,创新环境不优。例如,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仍需深化,以释放人才活力。第三,产权保护环境不优。例如,知识产权领域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制度与措施需要进一步细化加强等。第四,竞争环境不优。例如,民营制造业企业与国有企业在获取资金等生产要素方面存在不公平的竞争。在国际国内市场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资本外流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下大决心降低企业成本,优化政策制度环境,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重点的实体经济发展就难以有重要突破,实现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就缺乏重要条件。

3.推动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重点的实体经济发展

(1)以教育科研体制改革为重点释放创新活力。创新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第一推动力,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释放创新活力,重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管理等体制机制变革。未来几年,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特定要求,以激励人为目标改革教育体制、科研体制、人才管理体制,成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大任务。比如,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实现教育由考试型向应用型、能力型、创新型转变;改革科研评价和奖励制度,赋予科研人员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

(2)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一是降低实体经济税负成本。建议在短期控制企业税收成本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快税收结构调整,逐步实现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变。二是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服务产业变革的能力。三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有实招。如尽快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尽快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等。

(3)推进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进程。一是以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家精神。如,尽快建立并完善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二是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要严格纠正以公权侵犯私权,制裁各类利用公权力侵犯私有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

(4)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阶段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建议按照公益类和商业类的划分,改进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特别是放开放活大量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持续向社会资本推出一批重大项目,敢于让利,引导和鼓励扩大社会资本参与,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结构中给民间投资提供市场空间。

(5)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一是改革国有资本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探索新型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二是发挥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引导性作用,从传统的重资产、高杠杆的行业中逐步转型,将国有资本集中于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产业,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三是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改造,激活国有企业长期“沉睡”的数据资源,使国有企业数据资源变为重要资本与现实生产力。

二、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成功把握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重大转折,不仅推动了自身的较快发展,而且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根本原因在于伴随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并由此走出一条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的路子。

(一)40年对外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中国,也深刻影响世界

1.40年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中国

(1)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1978~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长到4.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4.5%,占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由0.8%提高到11.8%。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进出口总额比美国高出2500亿美元。

(2)我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1983~2017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由9.2亿美元增长到1310.4亿美元,既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3)我国成为全球对外投资大国。2017年,我国对外投资达125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对外投资国。

2.40年对外开放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

(1)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2013~2016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7.2%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2.1%、1.2%和1.1%的年均增速,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据世界银行测算,2013~2017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

(2)形成了覆盖全球的贸易网络,推动全球贸易进程。40年来,我国贸易伙伴已经由1978年的几十个发展到目前的231个,并已成为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21世纪以来,我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较快增长。例如,2000~2017年,东盟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占比从7.0%提高到12.5%,非洲地区从2.0%提高到4.1%。

(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并被写入联合国重要文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是中国为促进实现人类共同美好未来的大国担当。

(二)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

我国的对外开放以兴办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完成了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向内地扩展的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使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中央政府部门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法规和政策19万多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到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世界经济论坛、G20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等途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正加快由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追随者向推动者、促进者转变。

1.从“超国民待遇”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随着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开始以不断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为重点逐步拓宽外资的投资领域。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并公布了我国第一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我国开启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践;2017年6月,我国首次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2.产业开放重点逐步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过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为落实入世承诺,我国积极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市场开放。截至目前,在制造业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中,对外资完全开放的已有167个中类和585个小类,分别占93.3%和96.1%;服务业对外开放正在加快推进。在世界贸易组织定义的160个服务贸易行业,中国入世时承诺开放100个,目前已经开放120个[17]。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后,我国宣布了包括逐步取消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等一系列金融业开放举措。

3.从“鼓励出口”到“主动扩大进口”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优势积极发展“三来一补”,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出口,以缓解外汇紧张的矛盾。例如,对用于加工复出口的进口料件实行保税政策。

同时,我国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为重点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进出口自主权。2004年,将外贸经营权管理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取消外贸经营权的限制。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后,我国推出了如大幅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零关税等一系列扩大进口的举措。

4.“一带一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

目前,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第一,以“一带一路”优化我国区域开放布局。2013~2017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4%上升至16%。第二,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的比重为47.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3857家,增长32.8%,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同年8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境外投资的产业方向及限制与禁止的领域。第三,“一带一路”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一带一路”拉动全球贸易快速增长。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额达到7.4万亿元(约合1.1万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17.8%,远高于同期全球贸易4.3%的平均增速。

(三)加快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目标。当前,服务贸易不仅成为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焦点,而且成为我国开放转型的重点。加快推进服务贸易发展,不仅是新阶段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任务,而且是我国经济在中长期持续释放巨大内需潜力的重要推动力,更是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地位及全球贸易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条件。

1.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1)开放的初始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我国以往开放所依托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的巨大内需潜力成为新阶段扩大开放的突出优势和最大“本钱”。一方面,我国总体上不再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开始由资本净流入国转变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部资本的需求不再局限于数量,而是更加追求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在这些变化中,最明显的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物质型消费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服务型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的突出矛盾,正是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开始凸显。

(2)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当前,我国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既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又面临着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挑战。例如,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作为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美国在全球化立场上不断后退,多次使用301等国内法处理国际贸易问题,使得全球贸易规则受到严重践踏。总的来看,中美贸易冲突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多边影响大于双边影响,将明显改变我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

(3)由“一次开放”走向“二次开放”。新阶段的“二次开放”,起点、目标、重点、路径、形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适应“二次开放”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优化(见表3)。

表3:从“一次开放”到“二次开放”

表3:从“一次开放”到“二次开放”

2.加快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表4: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与世界相关国家的对比

表4: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与世界相关国家的对比

(1)服务贸易较快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2012~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低于全球服务贸易增速。全球服务贸易占比由2012年的20%上升至2016年的近24%。更关键的是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直接带动作用至少要达到30%以上,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随着服务贸易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升,服务贸易已成为多边、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的焦点。已有48个国家加入国际服务贸易谈判(TISA),覆盖全球70%的服务贸易;无论是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多边自贸区谈判,还是中欧等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相当一部分都涉及服务贸易,矛盾与分歧也大都集中于服务贸易。

(2)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服务贸易需求。估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将由2016年的7%提升到10%左右。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进口国,占全球服务进口总额的13.4%,约为目前的3倍,领先于美国(7.7%)和德国(5.8%)。

(3)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突出短板。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对服务贸易的依赖性明显加大,我国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很大程度上在于服务市场开放。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仅为14.5%(见表4),比2016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比2016年全球平均水平低了近10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之一。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形成全面开放的重大举措

(1)推进“一带一路”中国际产能合作进程与服务贸易的融合发展。“一带一路”要以基础设施为依托,以产能合作和服务贸易为重点,以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从实践看,以金融业为重点的服务业企业“走出去”滞后于实体企业“走出去”步伐,也滞后于产能合作的实际需求。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8.2%。当前,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尤其应该注重同时推动工程承包、研发设计、相关咨询、第三方认证、金融、保险、物流、采购企业“走出去”,以服务贸易合作提升产能合作水平。

(2)积极探索实行服务业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区域的特定优势出发,重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以教育、健康、医疗、旅游、文化、金融、免税购物、会展为重点的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试点,走出一条开放转型的新路子。如果服务贸易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能尽快在一些地区落地,其对服务贸易创新的影响和带动效应将相当可观。

(3)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构建双边、多边自贸区网络。以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应对来自美国的单边贸易摩擦,关键在于构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自贸区网络。例如,未来几年,如果能在主动大幅降低关税的同时,加快推进与欧盟、日本、东盟等经济体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既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应对美国贸易摩擦,又将深刻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4)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试验区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在自贸试验区内更大范围突破服务业开放的限制,对标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先行先试,使自贸试验区更好承担起我国新时期更大程度开放改革压力测试的重要作用。

(5)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大战略,目标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突破口在于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这就需要尽快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体制机制的实质性突破。如率先在广东将港澳资本纳入内资范畴,实现粤港澳资本在市场准入与经营范围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率先在广东实行对港澳居民的自由落户政策;进一步扩大广东对港澳服务业市场开放;推进粤港澳服务业行业标准与管理规则的对接。

(6)尽快形成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新高地。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海南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目标,以自由贸易港为主题,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以开放为先,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顶层设计、顶层协调为保障,加快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高地。

三、从短缺经济社会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提升——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生存型、物质型需求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全社会对品质消费、服务型消费的需求明显增长。我国成功实现从短缺经济社会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提升,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不断深化。

(一)我国开始进入消费新时代

1.改革开放40年,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1978~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36 396元,增加近105倍;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32元,增加近85倍。2017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首次低于30%,按国际标准已达到富足水平。

2.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为58.8%,比2013年高出11.8个百分点。从2014年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连续4年超过投资,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消费开始进入新时代,老百姓在健康、医疗、文化、旅游、教育、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内容。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达到45.5%,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达到30%左右。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将达到50%左右;在农村,如果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2020年后我国农村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有可能接近40%。综合判断,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服务型消费将占我国居民消费的50%。

(二)关键是在协调利益关系上实现重大突破

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在逐步协调区域、群体利益关系中实现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用不平衡的办法来发展经济。不平衡发展是为了打破群体、区域“大锅饭”,调整利益关系,激发各方面经济发展积极性而采取的阶段性发展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始进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利益调整新阶段。

1.城乡利益关系协调: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转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1)形成从“包产到户”到“乡村振兴”的局面。“包产到户”打破了农村生产力的禁锢。以安徽小岗村为例,1979年的粮食产量等于过去16年的粮食总产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权分置”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2)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到城乡融合。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1992年后农民工成为潮流。当年大约4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和城市务工。随着农业人口转移,很多省份和城市以居住证制度或“积分入户”等方式探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4年,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发布为重要标志,我国开始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总的来看,我国城乡关系进入新阶段,乡村振兴开始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的一个着力点。

(3)从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到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体系。2003年,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8年,全面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免费,其中农村在2006年实现义务教育免费。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试点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4年统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这些措施对于协调城乡利益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区域利益关系协调:从非均衡发展走向协调发展

(1)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生活先好起来。国家“六五”计划提出,沿海地区带动内地经济。国家“七五”计划将全国划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提出加速东部沿海地带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2)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2000~2006年,中央先后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扶持。

(3)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突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引领带动作用。先后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3.群体利益关系协调:从一部分人、地区先富起来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由此,开始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实行企业经营责任制改革,砸“三铁”,打破“大锅饭”。包括终结行政级别工资、试行劳动合同制打破“铁饭碗”等。从1985年开始,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

(2)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把竞争机制引入劳动者个人报酬。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3)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基本建立起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2006年3月,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作为“两个一百年”第一阶段的重要目标,并明确到2021年总体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深化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目前,工业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为90%左右,而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仅为50%左右。由此,导致服务供给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效率不优的矛盾问题比较突出。一般来说,哪个领域开放力度大、监管效果好,哪个领域活力就相对更强。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以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为重点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服务型消费需求的重大举措,也是使内需潜力转化为产业变革优势的重大举措。

1.近14亿人消费大市场是我国赢得国内发展与国际竞争主动的最大底气

(1)消费潜力释放将为我国中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预计到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由2017年的37万亿元增长到48万~50万亿元,为我国未来10年左右保持6%左右的增长奠定重要基础。

(2)消费结构升级将引领投资结构优化。进入消费新时代,投资需求将在消费结构升级尤其是服务型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下大幅提升。以健康服务业为例,2016年我国大健康产业规模达到5.6万亿元,到2020年国内大健康产业的产值规模有望超过10万亿元,占到GDP的10%以上。这使得大健康产业成为投资的“热土”。更重要的是,服务型消费需求开始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正在加快推进其服务化进程。

(3)我国消费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2013~2016年,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我国最终消费对世界消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3.4%,居全球首位。2016~2021年,我国消费增长量将高达1.8万亿美元,相当于2021年英国的消费市场规模。我国未来5年的消费增量相当于一个英国市场。这一市场的开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2.释放巨大内需潜力需要尽快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表5: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突出

表5: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突出

(1)教育、养老、健康、文化等服务型消费供给短缺的矛盾比较突出。例如,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年健康管理服务业、老年康复护理业、老年家政服务业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目前,我国老年用品市场需求达1.6万亿元,但市场供给规模仅为4000亿元,存在1.2万亿元的供需缺口。

(2)服务型消费供给不足导致消费外流(见表5)。以教育为例,送子女出国读书成为我国中高收入家庭的新趋势。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人数由2011年的31.48万人增长到2017年的54.13万人,年均增长9.7%。如果按人均支出10万元估算,需要支出540多亿元人民币,而且留学人员逐步呈现低龄化趋势。

(3)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居民“买全球”现象本属正常。但消费外流超过一定规模,尤其是一些国内能够满足的消费在境外消费,就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关键在于实现供求动态平衡的供给体系。这就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水平,持续释放巨大内需增长潜力。

3.以打破垄断为重点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

(1)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一是在以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为重点的垄断行业,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除基础设施部分外,相当多的竞争性生产环节都可以放开市场引入社会资本。二是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对可以完全市场化的自然垄断行业和企业,能退出的全部退出;暂时不能退出,或退出条件不具备的领域,可以通过出让国有控股权,发展混合所有制。力争1~2年内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价格管制,到2020年使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

(2)推动服务业向社会资本的全面开放。2013年以来,中央政府在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等部分服务行业相继出台了指导意见,明确表示服务业市场向社会资本开放,向全社会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从现实情况看,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服务业领域,特别是养老服务、职业培训等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仍存在市场准入门槛过高等问题。这就需要在服务业领域全面放开社会资本市场准入,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使社会资本逐步成为服务业市场的主体力量。

(3)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2016年,我国政府服务类采购规模占采购总规模的比重仅为18.9%,与发达国家30%以上的水平有明显差距。适应近14亿人公共需求变化的大趋势,要把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元竞争主体作为发展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争取使政府采购中服务类占比提高到30%左右。

(4)建立与主动扩大进口相适应的政策体系。总的来看,单纯降低关税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效果有限。以药品进口为例,根据财政部2017年最新关税税率调整,我国进口药品最惠国税率为2%~4%,而进入销售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征17%的增值税,较高的药品税赋使得进口药品价格上升30%左右。根据国际惯例,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对药品进口增值税进行减免,欧洲的平均水平为8.8%,美国和澳大利亚、英国、瑞士等国家将药品增值税降低为0。建议在进一步降低关税的同时,逐步取消药品、常见病所使用的医疗器械进口增值税及重要日用消费品进口环节增值税;进一步缩短国外已经上市药品、医疗技术进入我国的审核期限,切实提升老百姓幸福感、满足感。

4.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加快利益结构调整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到4亿左右。但从比重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为30%左右,与发达国家70%左右相差较大。2020~2035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要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需要从现在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应当达到70%左右,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这就需要推进产权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例如,在严格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物权化、资本化,将为一部分农村居民带着资本进城奠定重要基础,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资金支持,也将推动相当比例的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四、结语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是人类发展史上独特而又重大的创举。“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将改革进行到底,要有一种改革的状态、改革的精神、改革的气魄。这既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思想大解放实现改革大突破,又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环境,激发干部群众“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活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新的改革突破,才能够赢得中国未来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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